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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 專題系列: 當基督徒遇上穆斯林

17/04/2019

當基督徒遇上穆斯林


荊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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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提到基督徒與穆斯林的互動,讀者心中可能會浮現不少駭人聽聞的新聞片斷,如伊斯蘭國或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屠殺基督徒的畫面,或是中東的教會被恐怖襲擊等;在很多人心中,基督徒與穆斯林,好像是勢不兩立的敵對羣體;但這是事實的全部,還是事實的小部分?事實上,過去一千多年,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有過不少對談的機會,有成功也有失敗。今天既然已經有不少穆斯林住在基督徒家中,那麼了解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交往的歷史對我們會有啟迪作用。

本文的目的是嘗試簡述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互動的歷史,從中學習及反思跟穆斯林對談應有的態度。


基督徒與穆斯林對談簡史

萊利‧范德維爾福對歷史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對談與互動,給我們扼要但寶貴的分析。

一. 伊斯蘭教初期與基督教的關係
范德維爾福指出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互動「是一個既有消極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之喜憂參半的記錄。」1 他提出﹕「由於伊斯蘭教在其第一世紀裡的迅速傳播(622–722年),穆斯林大膽地從各種文化中借鑒,把許多內容納進伊斯蘭地區(伊斯蘭之家)的習俗中。」2 穆罕默德亦比較接受基督教,態度與對猶太教不同,「雖然穆罕默德對猶太人的態度已經惡化,但是他懇求人民以一種更為和解的姿態來對待基督徒和其他『聖書的子民』(Peoples of the Book)。早先,他曾敦促他的跟隨者把基督徒當成朋友(古蘭經五82)。」3 可見穆罕默德對基督教相對友善。事實上,伊斯蘭教出現初期,經常尋求基督徒的幫助,「敍利亞的基督徒對於統治提供了極大的幫助,沙漠阿拉伯部落學會了如何管理豐富的文化遺產,和一個混雜的帝國。」4 范德維爾福還提到在伊斯蘭地區「許多基督教領袖繼續擔任醫生、財務大臣和政治顧問等。」5 不但如此,「基督徒教授在亞歷山大、巴格達、大馬士革和耶路撒冷的大學裡任教。人們對物理學、天文學、哲學和文學知識非常渴求。」6

可惜伊斯蘭教的管治理念始終傾向高壓,對基督教勢力的擴張亦難免有所保留,而且堅持不投降即處死的政策,令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和諧關係顯得脆弱,「有些穆斯林對基督徒們所居的高位心懷嫉妒,迫使烏瑪爾監禁了那些不同政治意見的人。財產、地位和壓力,誘使許多人改信伊斯蘭教。」7 加上當時有基督教領袖採用希臘文化中慣用的爭辯方式與穆斯林談論信仰,加速了彼此關係的張力。

二. 中世紀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關係
到中世紀時期,伊斯蘭勢力擴展到歐洲,十字軍東征造成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極大的傷痕。但在這時期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仍然有正面互動。

穆罕默德和穆斯林總體上,在中世紀歐洲被冠以惡名。值得慶幸的是,越來越多的正確訊息開始再現,並且也有越來越多積極的基督徒見證典範開始湧現,如克魯尼(Cluny)修道院院長「可敬的彼德」(Peter the Venerable,1092–1156);《教義四書》(The Four Books of Sentences)的作者彼德倫巴(Peter Lombard,卒於1164年);方濟會的創建者亞西西的聖方濟(Francis of Assisi,1181–1226);曾在北非和西班牙贏得許多穆斯林歸主的佩尼福特的雷蒙德(Raymond of Penaforte,卒於1275年);其知名著作《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非常關注向其他宗教人士作見證的問題之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卒於1272年);還有,總是極力尋求以沒有任何偏見的眼光來看待他人的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卒於1292年)。十三世紀後半葉,真的可以稱作是「充滿希望的年代」。 8

可見在中世紀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雖然表面上關係十分惡劣,但只要基督徒把握到正確的態度,正面的互動仍然可以進行。到宗教改革初期,改革宗教會的差傳事工一度發展緩慢;到19世紀初才大力發展,並再與伊斯蘭教有不同層面的互動。


三. 學習與反思的方向
范德維爾福提出穆斯林統治超過十四世紀的地區之中,有東正教會和羅馬天主教會,仍然保持充滿生機的發展動力。這現象主要是因為他們縱然身為受逼迫的異教徒和少數族羣,但仍然勇於為基督作見證,持守信仰的虔誠、肢體相交和聖潔自守的生活;在穆斯林世界勇敢活出基督信仰,因此千百年來,雖然困難重重,仍然受到穆斯林的尊重。

回顧過去一千多年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互動,可以發現有幾個較為積極互動的動力,包括基督教在伊斯蘭教地區的服務工作;保持與穆斯林之間彼此尊重的互動交往。十八世紀以後基督教會,在大力推動差傳運動的時候,除了認識與穆斯林相交應有的態度外,還在社會服務、教育及醫療等方面提供實質支援,讓穆斯林看到基督徒的關心、尊重、愛護和具體服事;加上基督徒若能堅持對信仰忠誠,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信仰的特質,會賺得穆斯林的尊重及信任。

我們同樣也看到過去一千多年,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消極負面的互動關係,包括在信仰和神學的議題放棄互相尊重善意交流,而採取辯道方式,形成宗教爭辯、出現權力鬥爭並產生敵對狀態;以伊斯蘭教的信仰觀念,衝突出現的時候,穆斯林通常都不會讓步,而是以更強硬的態度去回應。這都是值得今日基督教借鑒的互動方式。因此,教會實在需要考慮以軟性的方式與穆斯林交往,建立友誼及互信,不以辯道、神學爭論開始對話,這是值得反思及學習的策略。



教會與異文化作跨文化

對談應有的態度

從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互動,引伸到基督教文化與異文化的互動,事實上,只要福音傳到一個未聞救恩的羣體,跨文化對談及互動就會立即出現,那身為基督徒應以怎樣的態度應對呢?


一. 謙卑自重
教會歷史經驗提醒我們,假若以救世者,或真理唯一解釋者的態度與非基督徒羣體對談,只會帶來極大反響。羅秉祥提醒教會,「聖經並沒有毫無遺漏,徹底地為古今中外人類所可能遇見的任何道德問題提供直接、清楚和明確的具體教導」。9 例如聖經提到的宗教問題,針對的都是多神偶像敬拜,而強調一神信仰的伊斯蘭教,聖經出現的時期並未出現,也未有提及如何面對其他一神信仰,如伊斯蘭教帶來的挑戰。承認教會不是解答所有問題唯一的專家,不將自己的價值標準強加於不同種族文化之上,聆聽和尊重不同的想法及意見,是對話和表達立場重要的態度。


二. 跨文化對談的策略
1. 堅守真理
羅秉祥還提醒我們,「從事倫理學,一方面一定要清楚知道自己的立論基礎是甚麼,另一方面,也一定要走出理論的象牙塔,嘗試去解決特定具體的道德問題(特別是現代社會所面對無先例可援的嶄新道德問題)。」10 筆者認為這是教會與非基督世界作跨文化對談策略的基礎。費蘭度就跨文化對談提出了重要的原則,「今天的社會裡,基督徒必須掌握一些具指導作用的原則,明白該如何與非基督徒交往。我們也必須把持著堅定的信念,知道如何回應其他信仰。」11 費蘭度很強調注意宗教多元主義的衝擊,「我們相信神已透過聖經以及─最重要的是─在耶穌身上,向人類揭示了真理。這真理是沒有謬誤的,是世界上全人類惟一的拯救之道。我們承認其他宗教裡面也存有真理,但並非我們所說的絕對真理。宗教多元主義卻認為世上並沒有絕對真理這回事。」12

2. 互相尊重
羅秉祥也提出與其他宗教對話的原則,「面對別的宗教,保羅有兩方面的態度﹕一方面他堅信與基督隔絕的生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他對所有人都保持一分衷心的尊重,相信他們作為有智慧的人類,具備神所賦予的特權和責任,可以自由選擇接受或拒絕福音。」13費蘭度還作出嚴正的提醒,「斯托得(John Stott)代表的是一種較接近聖經的取向﹕雖然與其他信仰的人進行『對話』(dialogue)十分重要……但我們也需要與他們有所『碰觸』(encounter),甚至『對峙』(confrontation)。在對峙中,我們既要揭示非基督教信仰的不足和錯謬,也要展示主耶穌基督的完備和真實、絕對和終極。」14 教會肯定聖經的道德倫理原則,上帝子民應有的世界觀,並與非基督徒羣體相處應有的態度之後,就要思想怎樣開展對話。

3. 對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比爾‧海波斯提出「教會最美之處在於它改變人心的能力。」15 讓教會能夠改變人心,就先要勇於與世界,與跟我們的信念和道德倫理價值不同的人接觸。關啟文提出,教會屬於社會之中「公民社會」的一員,因此「可以發揮個人與國家之間『居間團體』(Mediating Structure)的角色。」16 意思是教會應當在社會上發揮應有的貢獻,接觸並服事身處的社區,發揮正面積極的影響力。假若教會與身處的社區沒有關連,就與外面的世界毫無關係。假若社區若認為教會存在與否對他們是無關痛癢的,就根本不可能與世界對話,更遑論改變人心。故此教會需要與社區多方接觸,建立與社區正面積極的關係,這是重要的行動與態度。

4. 坦誠分享避免爭辯
今日教會深受現代主義影響,往往強調一套被視為放諸四海皆通的教義和運作的原則。現代主義強調簡潔利落,沒有出人意表的空間,需要用科學化條文來衡量,有條不紊不容模糊;例如教會強調先歸信後歸屬,就是先信主然後接受浸禮,再參與事奉;後現代思想卻是先歸屬後歸信,就是先讓人投入教會生活,那人信主與否不是最重要的考慮;因此對後現代主義來說,教會有強烈排他性,不能配合這套觀念與行為規範的,很難在教會生存。我們也習慣以護教、辯道的方式去討論神學問題,總是把重點放在科學化的、條理清晰黑白分明的神學論證上;但這種思維和護教辯道方式,正是與穆斯林互動的大忌,亦是在後現代思潮衝擊下教會及佈道策略很值得反思的地方。後現代主義傾向感性、彈性,非重視理性思維而是內心的感受;教會採取較軟性的方式,帶著微笑親切地交流,坦誠分享而不是辯論神學議題,反而會比較容易跟穆斯林分享及討論信仰的問題。

5. 真誠表達信仰立場
很多向穆斯林工作的同工都強調關係十分重要,分享耶穌與信徒之間愛的關係,祂在我們生命的工作,比告訴他們耶穌的神性人性,更容易令穆斯林接受。穆斯林也往往認為基督徒對信仰的態度不夠嚴謹;有指穆斯林在討論信仰問題時比基督徒更敢言,更勇於表達自己的立場;基督徒會因為不想得罪他們而避重就輕,或採取較為被動的態度,常等對方講話停止了才慢慢表達自己的意見;但這種態度往往會令穆斯林誤以為基督徒對信仰不夠積極主動,或是避重就輕地表達,顯示基督徒對信仰的態度模糊不定,甚至以自己的信仰為恥,這是對上帝大不敬的表現。故此,存友善的態度,主動、直接而有禮地表明自己的信仰,反而容易得到他們的信任,尊重和聆聽。


小結

在香港,基督徒與異文化羣體的互動,已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除了印尼家庭傭工,香港還有大量南亞裔人士、中國新移民、不同宗教信仰的羣體;基督徒實在不應固步自封,劃地自限,需要更積極主動地與不同文化及信仰群體接觸。誠如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9:22所說,「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保羅所指「作甚麼樣的人」是表示他會去認識、了解、尊重及明白對方,始能夠跟對方分享救恩。這實在是基督徒與異文化、異宗教人士接觸要有的態度。

在2014年,筆者曾經向本港的印尼家庭傭工作問卷調查,嘗試了解他們對基督教會的態度;下一篇文章會分享這次調查的結果供讀者參考。

(作者為浸信會資深牧師及差傳教育工作者)


註:
1.萊利‧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於《走進伊斯蘭世界》,凱斯‧斯沃特利編,美國書念人書房編譯團隊譯(Brea﹕美國書念人書房,2013),393。
2.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393。
3.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394。
4.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394。
5.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395。
6.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395。
7.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395。
8.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397。
9.羅秉祥,《黑白分明——基督教倫理縱橫談》,第八版(香港﹕宣道,2005),242。
10.羅秉祥,《黑白分明》,9。
11.費蘭度,《跨界的見證﹕如何在多元文化下傳福音》,葉自菁譯(香港﹕學生基督徒福音團契,2007),4。
12.費蘭度,《跨界的見證》,4–5。
13.  費蘭度,《跨界的見證》,26–27。
14.  費蘭度,《跨界的見證》,29。
15. 比爾‧海波斯,《教會需要勇者》,吳蔓玲譯(台北﹕道聲,2005),16。
16.  關啟文,《基督教倫理與自由世俗社會》,216–17。